4月1日，湖北省发改委网站密集批复了华中科技大学的10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全部与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相关，估算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其中，仅该校应急防控P3实验室及检测中心的建设便需要花费17亿元。
除了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外，武汉地区目前至少已经有5间P3实验室，而计划中的华中科技大学P3实验室将比现有P3实验室加起来的总面积还要大。对此，武汉的一位病毒学家表示，作为国内病毒学研究的重镇与九省通衢之地，武汉再新建一个P3实验室无可厚非，但不能各自为阵，而是应当建一个平台型的P3实验室辐射华中地区。更重要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并没有病毒学研究的基础，缺乏一支支撑P3实验室运营和研究的队伍，“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
另一方面，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韶关市市长王瑞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透露，广东省已在推进制定《广东省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方案（2020-2025）》，拟规划建设25~30个P3实验室，其中至少要有七八个能够做大动物模型研究的“P3+”实验室，他说，“希望三年内我们能够解决基本的P3实验室的需求，在5年内至少建成一个P4实验室。”
眼下，尽管关于疾控系统的改革方案尚未出炉，但一场与感染病预防控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已然掀起。其中以P3实验室在全国的遍地开花为典型代表。
需求与门槛
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国际上被分为P1、P2、P3和P4等级，其中，P3实验室的负压状态，可使其内部气体不会泄漏造成污染，因此适用于处理可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毒素。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张辰宇一直在研究微小RNA的抗病毒作用。早在2017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吐槽，“我们没有P3、P4，做不了实验，只能到外面的实验室去排队，一排就两三年，非常受限。”
在新冠疫情期间，张辰宇寄希望于能够开展微小RNA抑制新冠病毒的相关实验，但缺乏设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试图跟江苏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江苏省目前仅有的两个P3实验室之一的相关负责人沟通，希望能够借用，但因为种种原因对方没有同意。他最后通过各方找资源，在武汉的P4实验室排队进行了研究。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敬仁的研究对象是结核杆菌等病原体，2010年回国来到清华后，便开始为P3实验室的建设奔走。2012年，学校从美国哈佛大学招聘了一个相关领域非常出色的学者回来，并承诺会建成一个P3实验室以便对方开展研究，但此事一直未能成行。这位学者后来申请到了盖茨基金会的一个大项目，但是因为清华没有设施，无法将项目落在学校，去年便回到了哈佛。
作为中国顶级牛校，清华这么多年来无法建起来P3的原因，张敬仁解释说，是由于审批的阻力很大。在程序上，需要从学校上报到教育部再报到国家发改委，还有北京市环保局、国家科技部等等。其中，仅环评一项就很难通过：要求对两公里半径以内的居民做抽样调查，周围的人都要同意才可以。所以，光是P3的选址这个问题就已经卡住了。在观念上，长期以来，社会公众与监管者认为这类设施的危险性大于益处，为避免危险，往往倾向于不建。相比之下，美国的P3实验室审批要宽松得多。
因为没有硬件设施研究活病毒，清华医学院的重大传染病基础研究，只能“研究病原的‘皮毛’、‘骨头’。”张敬仁说，这次新冠发生以后，大家感到很着急，尽管发表了许多论文，但都限于蛋白、分子层面，或者是找合作机构一起研究。“国家给清华这样的学校投了很多钱，也有很多创造性很强的人，但只能在问题的外围做文章，没办法做一些实质性工作。”
关于国内P3实验室的数量，张敬仁说，多年之前，官方公布的数字在40间左右，近年增加了一些，但总数应该不超过60间，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疾控系统，以应用为主要目标，在高校中用于研究的P3实验室不超过10间。
武汉大学2003年获批了国内第一个高校P3实验室，并在两年后新建了一个动物P3。该校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高校的P3数量太少，跟高校的研究力量不相称。反过来这种缺乏又会影响到人才建设。因为病原微生物领域科研工作者的数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设施。
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韶关市市长王瑞军指出，美国有近1500个P3实验室，几乎只要是医疗机构或医学院都有设置，相比之下，国内P3、P4实验室方面的短板非常突出。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17年底，美国的P3+实验室数量总共有7个，P4实验室有10个。
张辰宇所在的南京大学P3实验室作为科研基建的项目之一，也已经建设完成了，建设费用为1200万元~1500万元，每年运行经费300万元~500万元。经过新冠疫情，张敬仁相信部分高校，包括清华的P3实验室会很快建起来。
闲置与成本
2003年的SARS结束后，江苏省疾控中心当年新建了一栋大楼。在大楼的第三层，一个大约150平方米的P3实验室在此落地。当时，鉴于1989年建的老P3实验室一直没有真正用起来，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时任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的汪华坚决不同意新建一个，但那时候“这是一种时髦”，建了P3被认为是实力的一种标志。
大约同年5、6月份，江苏省疾控中心刚刚在新的P3实验室里将SARS病毒分离出来，做了分类培养，国家有关部门便来了一个文件，不允许各省自己做SARS病原相关工作，要将标本和培养的细胞一部分销毁、一部分送到北京。在那之后，这个实验室便因为没有再遇到什么高致病性病原引起的疫情而长期空置，平时偶尔用于HIV、耐药结核菌等病原体的研究。江苏省疾控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介绍，这些年，实验室每年平均的运转时间大约只有一个月。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P3实验室将会涌现。5月9日，国家发改委、卫健委与中医药局三部门联合制定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提出，要实现疾控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做法，便是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P2级别的实验室，每个省份至少建设一个P3级别的实验室，以提高对病原体的检验和检测能力。
一些省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就透露，四川将分别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四川省疾控中心布局两个P3实验室，且有望在一年内建成。
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的新疾控中心即将拔地而起，新选址将包括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慢病防治中心与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即P3实验室）等。
在江苏省内，汪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打申请报告想建P3的机构，包括大学、三甲医院，加起来大概有15家到20家。但他指出，“我们国内整体的科研水平和病原微生物的研究水平，还没到这个需求，过去很多P3实验室放在那儿，常年都不用了。而且建那么多P3有人来维持吗？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为没有对应专业，都是改行来的。”
多位受访专家提及，国家CDC的各类P3实验室加在一起可能有大约20间，但多数并未充分利用，一般的病原体检测和研究也不需要动用P3。一位公卫专家直接质疑说，“这么多年来，像SARS、新冠这样的病原体多少年才遇到一次？”
上海市临床公卫的P3实验室是使用率比较高的地方。上海公卫临床中心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青说，一方面，上海市开展病原体研究的团队比较多，另一方面，该实验室也以委托或培训的方式支持这些团队使用这个设施。有一年，该实验室的运行天数达到了287天，算上维修、检查、消毒等活动，差不多一整年都在使用中，但徐建青说，国内使用率这么高的P3实验室其实非常少。
P3实验室的建造与运行花费不菲。有专家指出，如果一平方米民用房的修建成本在5000元~1万元，那么每平方米P3实验室的建设成本会达到6万~8万。而P3一旦运行起来，就不可能轻易关掉。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的P3实验室于2008年3月投入使用，面积大约390平方米，属于中等规模。徐建青算了一笔账：实验室的整个空气滤过体系，包括初效、中效和高效三套系统，每年更新一次需要100多万元，进一次实验室，如果用好一点的隔离服，一套成本大约95元，更不用细算水、电的消耗其运行成本比普通实验室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江苏省疾控的P3实验室面积较小，核心区只有20多平方米，加上配套的准备和缓冲区域，整体面积大约150平方米。但即使是这么一块弹丸之地，也让汪华有些头疼，“负压数值每周都要调，定期更换滤膜贵得不得了。我们专门有一套人马在里面，每年没有个几十万块钱肯定是不行的，这不是一般的代价。”
错配如何弥合
一边是科研人员找不到P3实验室做实验，另一边是疾控系统内的P3存在长期闲置。这种错配，指向了P3实验室资源共享与协调的重要性，但眼下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合作机制。
张敬仁说，尽管疾控的P3实验室比较多，但如果借用的话，因为要承担管理的风险，对方就不见得愿意。另一种合作方式，是与那些具备P3实验室条件的科研团队一起申请经费。
一个东部省份CDC的P3实验室管理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没有合作的内生动力。他解释说，作为国家一类公益事业单位，CDC的一半收入由财政拨款，另一半自己创收，但创收的上限也只限于补全这另一半，高于这个上限的收入不再属于CDC。另一方面，P3实验室层层高压之下的风险权责划定，使得疾控中心宁愿不合作，也不要出错。
2004年的那场实验室事故至今仍让被疾控系统的人记忆犹新。当时，国家CDC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人员，采用未经验证的SARS病毒灭活方法处理病毒后，在非P3实验室内操作感染材料，以致发生SARS病毒泄漏事件，最终导致1人死亡，7人感染。该事件发生后，国家CDC的首任主任李立明自愿辞职。
“高致病性病原体的研究设施要集中去建。”徐建青等人曾向上海市政府建议，不要为了建而建，确实有重大需求的一些地方是该建，而且要建成区域共享的，规模稍微大一点，并且配套一支专业的P3、P4运营团队与一个真正共享的机制。否则投入很大，运营的需求又很高，分散建设造成了闲置和浪费。
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汪华在接受采访的中途接了个电话，对方希望他去参加省里面公卫体系建设的讨论，他拒绝了。“去了若干次，说了半天到现在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全国现在一边倒搞基础建设，又回到2003年、2004年的光景，最关键的运行机制没解决，这些有什么用？现在热乎了都排着队要建，至于以后利用得怎么样谁管？”回想2003年SARS后的一幕，汪华感到，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