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9个月，仅在迅雷上，已经有超过27亿人次启动过这个编解码器客户端。新技术的年收益超过1亿元。
研发这项技术的，是只有几十人的视骏公司，他们取得了全球首个新一代国际视频编码标准。幸运的是，当视骏公司遭遇技术难题的时候，市科委引导搭建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让这家小公司低成本使用了开放的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利用数千万元的研发平台、测试平台设备，才开发出迅雷软件。如果由公司自行购买这些设备的话，可能研发还没有开始，公司就难以运行了。
向企业开放学校实验室和科研设备，让北大也获益匪浅。通过联合研发的利润分成或收取测试费用，北大的实验室对接来自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能源环保、工业设计等七大领域的453家企业，今年已实现合同金额4645万元。
与北大对外服务的实验室类似，“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615个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都实现了“开门搞科研”。其中，中国科学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内，就有18家开放的研究所；2013年通过市场化实现服务性收入5.2亿元，服务企业960家左右。北京科技大学研发实验服务基地，成立了专业化市场运营机构，代表学校统一运营20多家实验室和通用检测仪器，打破原有学校行政和物理界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社会提供商业化检测服务。
此前，首都科技资源服务曾被形容为“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由于科技资源条块分割，有效利用在体制上存在障碍：一方面，研究机构拥有最顶尖的仪器设备和人员，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这些设备和人才却难以成功地走出实验室，服务于企业。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总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说，引导多方资源搭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就是建立一个高效利用科技资源的网络，采用市场化服务机制，不仅让企业使用更多的科技资源促进创新，同时也让科技资源从高墙中走出来，走向市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
政府引导机制创新，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市科委在建设“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每年政府财政资金只投入3000万到5000万元，用于奖励资源开放共享。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创新做法，促进科研院所打开门，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梳理、对接自家的科研设备等科技资源，立竿见影获取“有形的效益”。
自2009年6月以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上价值186亿元的3.64万台(套)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享，促进了600多项较成熟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各类服务收入累计达57.86亿元。其中，仅2012年11月至今年10月这一年间，“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就为1.5万余家企业提供了服务，服务收入高达20.56亿元——其中，测试5.04亿元、联合研发11.75亿元、技术转移3.77亿元。利用科研院所科技条件取得研究突破，这些企业更是获得了数以百亿元计的创新收益。
目前，平台内的高校院所与企业广泛开展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形成了仪器设备、科技成果和研发服务人才队伍共同开放的北京科技资源市场化运营体系。除了科研设备“硬件”，平台“软件”共享也取得巨大突破，已经聚集了包括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在内的8700位专家。
如今，“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已经形成品牌，今年先后建成京津合作站、京蒙合作站、贵阳合作站，推动跨区域科技合作，并初步实现了“科技资源同城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闫傲霜表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如何用市场化手段促进科技资源开放服务形成，这样的机制体制创新，已经开始显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优势。”
新闻内存
过去：
“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
首都科技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91所，中央和地方各类科研院所288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数量近300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这些资源分属于不同部门机构和单位，投入不足与重复建设并存。例如，2008年北京地区价值10万元以上的6709台（套）仪器设备中，37%位于大院大所，42%归高校所有，企业所有的不足20%。当年前二者购置设备的经费高达56.8亿元，但在2009年“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启动之前，这些资源很少能让社会企业共享，利用率严重偏低。
北京目前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20000多家，其中仅有26%左右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普遍存在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竞争力弱等问题。
如今：
市场化运营释放科技资源活力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通过市场导向的顶层设计，与北大、清华、中科院、北师大、北科大、中国建材院等几十所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实验服务基地，采取科技资源所有权不变，以合同授权的形式鼓励和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引入专业服务机构，对科技资源进行市场化运营。同时，约定技术收入在资源方、服务人员和专业服务机构三者之间分配比例，保证三方获得合理回报，从而调动各方参与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积极性。政府则在前期搭建平台，中期组织各类对接活动，后期把握服务企业的开放设备数量，用后补贴方式以奖代补，让市场来评价。
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解决了体制中的障碍，通过授权专业服务机构市场化经营、市场化评价和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从而实现了对在京高校院所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效运营和市场化服务。
